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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部分（第1页）

对比之下，哈里。科利尔相信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由于进入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系统，将能额外销售很多石油，结果会使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比只限于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一家合作经营时获得更多的“黄金”。再者，这笔交易将使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得以收回它所有的直接投资。科利尔是老板，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所以被称为“可怕的巨头”之一，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对他来说，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拴在一起走比较安稳，所以要把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请进来。毕竟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不是注定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石油公司的。争论就此结束了。

擦掉红线当关于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如何进入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讨论在进行时，该公司与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就参与的可能性问题举行侧面谈话。但是，这两家公司在能够进入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之前都面临着两个非常巨大的障碍：即它们自己都是伊拉克石油公司（IPC　）的成员——还须涉及卡洛斯特。古本金这个人物。它们在二十年代曾经花了六年的时间，经历了成千上万小时经营上的挫折，才把伊拉克石油公司组织安排好。其中有一个关键性规定，那当然就是著名的红线协定，即凡是参加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成员均不准在卡洛斯特。古本金宣布过（1928年他在地图上标出）的红线之内的任何地方独立地经营。沙特阿拉伯最明确不过地处在红线之内，而且伊拉克石油公司协定中那条表示“自我牺牲”的第十款有效地禁止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进入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除非它们把所有其他成员——壳牌石油公司、莫伊石油公司、法国国家石油公司（CFP　）和古本金先生本人——一起带过去。

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早已想脱离红线协定；因为该协定经证明并没有给它们很多好处，相反地它们在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盆地中却被束缚在他们所不能控制的一家企业之内，并且它们两家只各占其11。875％的股份。在二十年代，美国政府曾经帮助它们投入这笔交易，但是现在非常清楚，华盛顿不打算出大力在四十年代里帮助它们解脱出来。

但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接着找到另外一条解脱自己的办法。一位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总裁称之为一个出人意料的“炸弹”。这个手段叫做“随同发生的违法”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政府控制了法国国家石油公司和古本金所持有的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股份，古本金那时已经随同法国的通敌政府去了维希，后又被委派去担任驻伊朗公使馆的商务参赞。伦敦扣押这些股份的根据是，法国国家石油公司作为一家公司和古本金的住所都坐落在纳粹控制下的领土内，因此被认为是“敌侨”。根据上述那条原则，整个伊拉克石油公司协定因此“落空”，成为无效。

战争结束时，法国国家石油公司和古本金的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股份又复归原主。可是接着在1946年后期，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带着只能称作狂热的情绪又提出了那条“随同发生的违法”原则。在它们看来，整个伊拉克石油公司协定不再生效，必须谈判订立一个新协定。两家公司的代表匆忙前往伦敦去与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欧洲成员面晤和宣布它们带来的消息：老的协定已废除——红线和一切都废除。他们当然表示愿意达成一种新的默契，不过不附带“红线协定”的那些限制性条款，这些条款“在当今世界所处的状况和按照美国法律来看，都是不可取的和非法的”。美国人知道他们必须说服各个不同的四方——英伊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法国国家石油公司以及一家叫做参与和投资公司（P　＆I　）的企业来重新谈判，这家参与和投资公司实际上不过是为他们的旧时强敌卡洛斯特。古本金而成立的控股公司。

英波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表示：他们认为这件事可以在“互利”的基础上友好地解决。可是，法国人无意妥协，他们无保留地拒绝美国说以前的协定不再存在的主张。伊拉克石油公司和红线协定构成他们获得中东石油的唯一钥匙。他们依赖这项政府批准的部署并且不愿意放弃法国政府艰苦斗争得来的东西。法国的能源状况已经够坏的了。据说戴高乐这个法国政府首脑因发觉法国国家石油公司产量很少而大发雷霆尽管他知道他无法对地质学提出质疑或者，正如他的一位助手说的，“同上帝发火”。

至于卡洛斯特。古本金，他对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废除协定的企图作出了迅速和反抗的答复：“我们决不默许。”伊拉克石油公司和它的前身土耳其石油公司是古本金一生的心血和伟大业绩。四十年以前他就开始促使它成立，因此他不打算让它轻易地解体。1946年，古本金居住在里斯本，他是在战争中期从维希迁来的。现在，他当然不愿意从葡萄牙撤走，他将通过他的律师和代理人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来抵制推翻红线协定的企图。美国的谈判者属于新的一代，由于没有学会沃尔特。蒂格尔的不断激化的经验这一套，他们顶回了古本金的威胁。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哈罗德。希茨乐观地说道，“我们没有理由购买古本金的签字。”他们确信自己的法律地位，就决定开始与两家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合伙公司——得克萨斯公司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进行交易。

然而，就伊拉克石油公司和红线协定进行诉讼的危险不仅仅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必须苦斗的唯一风险。除此以外，由四方新结合起来的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会不会违反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这种担忧促使律师们去重温1911年的解散法令。在行将进入那个扩大了的合营企业的四个参与者中，有三个毕竟是从原先的洛克菲勒托拉斯中脱胎出来的。不过，律师们的结论说，所建议成立的合并不会违反反托拉斯法，甚至按新的解释也不会违反那条解散法令，“因为不会对美国商业加以不合理的限制”。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毕竟不是在美国进行石油交易的公司。但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首席顾问则表示了更大的忧虑，即这七家公司将不允许“没有任何限制地长时期”对东半球和西半球的原油贮藏持有这样绝对的控制权。但是他又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在诸多推测的领域之内。我们的任务看来似乎是在目前生效的规则下，尽我们的可能玩好这局牌戏。”

而且玩这局牌戏的最佳方式是着手去干。到了1946年12月，这四家公司在总的原则上已经同意扩大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在古本金的一个代表马上提出抗议之后，在伦敦的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经理谋求向纽约的董事长提出重新保证说：“我并不怀疑参与和投资公司和法国人也许会对这件事提出大量的解释，但是我认为他们会小心行事，不让家丑外扬的。”

可是，法国人并不为这种羞怯心理所困扰。1947年四月，他们发动一次非常公开的反击。他们的驻华盛顿大使向国务院提出强硬抗议。法国当局在商业方面开始使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日子很不好过。在伦敦，法国国家石油公司的律师提出了诉讼，指控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违反合同，并要求为了伊朗石油公司全体成员的利益对新泽西和纽约两家公司在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中的所有股权予以托管。

同西欧的主要盟友法国形成的尴尬局面，加上持续的关于反托拉斯的忧虑，促使国务院推动另一个办法来替代这笔行将达成的交易；这个办法既会使法国人满意，又能阻止庞大的国际石油公司之间怀疑的增长。在国务院里，就石油事务发出的指示大都掌握在国际贸易政策署署长保罗。尼采的手里。他建议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把它的伊拉克石油公司股份出售给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然后单独加入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这样将产生两个各别的集体，其成员不致重叠。法国人也就不能控告说他们在红线协定规定下应享有的权利遭到否认。尼采还进一步说，这样一种交易会“遏止国际石油公司之间交错订立协定的倾向增长”，以及“延缓新泽酉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这两家最大的美国石油公司在美国境外日趋合并的走势”。这两家公司回答说，这个建议“不是一个实际可用的计划”。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挫败了尼采这个主张。

可是，另外有一个人的声音也必须倾听——伊本。沙特的声音也必须聆听。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经理们前往利雅得去拜访国王。他们向他解释四家公司的“联姻”是“一件自然形成的事”，并将为王国带来更多的石油开采权使用费。但是国王只对一点发生兴趣，而且在这一点上他是坚持不渝的：他要肯定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都不是由“英国控制的”。得到了那两家新公司是纯粹美国性质的坚决保证以后，国王最后才同意这个建议。

但是，如果法国人在法庭上胜诉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们可以坚持要求加入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这样，英伊石油公司也可以加入。国王曾丝毫不爽地说明他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为了把这种意外事件考虑在内，这笔交易必须重新调整结构。所以，最后的安排提供了一条聪明的灵活性条款，以防美国公司把官司打输。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保证贷款一亿零两百万美元，这笔款子一俟法律上确定无误便能转换成价值一亿零两百万美元的股票。同时，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就像油田的所有者那样可以马上开采石油。此外，这两家公司将成为横贯阿拉伯的塔普莱恩输油管的合伙人。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也将在若干年内从生产的每一桶石油中获得佣金。因此，这两家公司将在数年内，从销售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40％的产品中总共可得到大约四亿七千万美元——除了收回原来的全部投资外，还有大量的收入。再者，正如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格温。福利斯后来评述的那样，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所得到的销售条件好得足以抵消它们所承担的塔普莱恩输油管的“巨大投资负担”。

开始时，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打算平分这个40％。但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总经理所苦恼的是，中东的石油“并不绝对可靠”，并担心是否有市场；他主张公司“应把更多的钱投入委内瑞拉”。经过一番考虑，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决定不需要这么多石油，份额少一些也不算是坏事。于是，就像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以前曾经降低份额一样，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占有30％。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只占10％。没过多久，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后悔自己气派太小了。

到了达成协议前的最后一分钟，还存在紧张不安的情绪。对反托拉斯问题的一些考虑继续压在从各公司来的总经理们的心头，直至他们从美国司法部长那里又一次得到新的保证后才放下心来。司法部长说，“没有仔细研究”，但在他看来，“这笔交易没有什么法律上的异议可言。对国家来说，这应当是一件好事。”但是接着果真发生了哈里。科利尔最最担忧的事情：东地中海出现了政治麻烦，这将影响整个这笔交易。在希腊发生了共产党领导的动乱，苏联对土耳其施加威胁；人们担心随着英国撤回它对中东承担的义务，该地区共产党的力量也许要增强。1947年3　月11日，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们讨论了“影响中东的一些问题”。不过会议上呈现一片乐观主义气氛，他们批准了这笔交易。第二天，1947年3　月12日，四家美国公司的官员聚在一起签署了文件，使这笔历史性的交易付诸实施。在沙特阿拉伯的特许开采权最终是“凝固化”了。

另外有一件事凑巧也使3　月12日这一天成为历史性的日子。那天，杜鲁门总统在国会一次联席会议上发表了所谓“全力以赴的演说”，他建议给希腊和土耳其以援助，使它们能抵抗共产党的压力。作为出现冷战的里程碑，这篇演说创始了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杜鲁门主义以及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新纪元。虽然是一个巧合，但杜鲁门主义和美国石油工业四大巨人参与开发沙特阿拉伯财富的事实，现在确保美国能在从地中海延伸至波斯湾这一广大地区内享有充分势力和利益。

又是古本金这个人物法国国家石油公司的诉讼仍悬而未决。但是法国在它的政治议程上安排了许多想与美国打交道的事情。到了1947年5　月，一项能够改善法国人在伊拉克石油公司内地位的交易已经完成，作为交换，法国国家石油公司当然将诉讼撤回了。

古本金照例又成了一个问题。他把自己安置在里斯本古老建筑的阿维兹旅馆一楼的套房里，仍旧保持着他的吝啬的习惯。他不再维持一辆私人汽车和专职司机，而是租用一辆汽车，每天把他送到乡下来散步，每次他都要仔细核对车上的计程器来确定是否把别人坐车的路程也算在他的头上。有一位英国官员评论说，“可以认为古本金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他说了什么就是什么。困难是在于取得他的话。妥协这项本事不是他的一种属性。”那位官员还不得不加上一句，“一碰上纳税问题，古本金总是认为他自己在财务上是无懈可击的，他的想法呈现一个特殊形式。他的主要活动之一便是避免纳税。”他在法国和葡萄牙逃避所得税，方法是他在伊朗公使馆内保持一个经过委任的职位。为了逃避他在巴黎一所住宅的财产税，他把其中一小部分改为画廊。在他出售巴黎的丽茨旅馆的时候，他坚持要满足他的一个条件，即长期为他保留其中一个套间，以便他在巴黎时可以声称他是“在旅途中”，从而进一步逃避向法国纳税。

古本金把他一如既往的和十分强烈的注意力倾注在红线协定的细节斗争上，同时他又绝不勉强地妥协，并且具有高度集中的能力来对付这件事。虽然法国人后来撤回诉讼，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古本金仍然会不惜把每一件家五都外扬出去。他在英国法院告了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一状，那两家公司各自又来了一个反诉。

这件诉讼案引起了公众舆论的广泛宣传，这对古本金对这两家公司的反击是有利的，因为担心司法部和公众舆论的毕竟不是他而是那两家美国公司。不过，古本金绝对讨厌的是一些副作用，使他臭名远扬。由于他身材短小，他曾在阿维兹旅馆的餐厅里定制一个特别的台阶，以便他一边进餐一边可以环顾四周。诉讼案越来越广为人知，因此“在阿维兹旅馆里的古本金先生”成了前来里斯本旅游的人“必须参观”的一个节目，就像观看斗牛一样。他提出了抗议，但是他无法制止。

足足有一年多的时间，谈判者从纽约到伦敦，再到里斯本来回穿梭，想寻求一种妥协。石油企业家和律师们的第二代到现在才有机会得知，同卡洛斯特。古本金打交道会使人发火的。他的儿子纽伯说，“我父亲的惯例是从来不把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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