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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到了　1929年6月29日，鲁迅在致许寿裳信中谈到荆有麟时，表示出的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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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学两界人和事

一贯的多疑警戒之心：“前几天有麟信来，要我介绍他于公侠，我复绝他了，说　我和公侠虽认识；但尚不到荐人程度。……因为他虽和我认识有年，而我终于　不明白他的底细……”

“公侠”就是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常任次长的陈仪，又称“公洽”。　1927年国民党北伐军占领浙江后，陈仪任第十九军军长、江北宣抚使，对于荆　有麟整编江北散军以报效“党国”的设想，应该是最有帮助的一个人。鲁迅不　把荆有麟直接介绍给陈仪反而舍近求远地先介绍给易培基，再介绍给蔡元　培，大概就是出于“我终于不明白他的底细”的疑虑和警戒。

鲁迅于1931年2月5日写给荆有麟的书信，是两人之间现存的最后一封通　信：“顷见致舍弟书，知道上海之谣，使兄忧念……”“舍弟”即鲁迅的三弟周建　人，“上海之遥”指的是天津《大公报》1931年1月21日刊登的“鲁迅在福州路被　捕”的谣言。《鲁迅日记》中与荆有麟的最后交往，是1936年4月18日的“得荆有　麟信”。鲁迅逝世后，荆有麟写作的《鲁迅回忆断片》，于1943年11月由上海杂　志公司出版。关于鲁迅与陈仪的交情，书中有这样一段回忆：

后来在上海同先生谈起离北平的事故，先生曾说：“……到南京才糟呢，　晚上检查旅馆，我们带的箱子很多，宪兵不要全查了，他只指定一个箱子，要　我打开。不巧，那只箱子里面，偏偏有广平的党证在里面。我想：‘这糟了，在他　们开手翻检时，我就在想主意，想来想去，只有一个陈公侠在徐州做师长。，　……幸而，广平的党证，装在空白信封里，没有被检出来……”

由此看来，正是由于鲁迅对荆有麟谈到过自己与陈仪的交情，荆有麟才　会产生通过鲁迅去结交陈仪以报效“党国”的愿望，却遭到鲁迅婉言拒绝。有　趣的是，曹聚仁在《鲁迅与我》中却提到鲁迅对于另一位朋友黎烈文的热心帮　助：“鲁迅的知己朋友，除了五位姓许的以外，我应提到一般人所想不到的陈　公洽（仪）将军。鲁迅每逢碰上了挫折，总是长叹息道：‘我要到公洽那边当兵　吃粮去了！　’后来，黎烈文兄在上海抑郁不得志，介绍他到福建去做文化工作，

鲁迅与易培基的合作与交往｜　101

创办了改进出版社的便是鲁迅之力。后来又随陈将军到台湾去了。”　五、鲁迅笔下的《学生和玉佛》

1928年2月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薛笃弼为内政部长，赵丕廉为　次长代理部务，易培基为农矿部长，孔祥熙为工商部长，于右任为审计院长。　随后，易培基奉派前往巳经被北伐军占领并且改称北平的北京，接收故宫博　物院，同年六月任博物院理事、院长兼古物馆馆长。当时的易培基一身兼农矿　部长、劳动大学校长、故宫博物院院长三大要职。鲁迅笔下最后一次出现易培　基的名字，是在1928年9月19日致章廷谦信中：

杭既暂有饭碗，敝意以为大可不必北行。学校诸要人已见报，百年长文，　半农长豫，傅斯年白眉初长师范，此在我辈视之，都所谓随便都好者也。玄伯　欲“拉”，“因有民众”之说，听来殊为可骇，然则倘“无”，则不“拉”矣。嗟呼，无　民众则将饿死，有民众则将拉死，民众之于不佞，何其有深仇夙怨欤？！

据报，云蔡公已至首善，但力辞院长，荐贤自代，将成事实。贤者何？易公　培基也。而院则将改为部云。然则季市不知如何，……

“玄伯”即李石曾的侄子、易培基的女婿李宗侗。在女师大风潮中，李宗侗　与徐炳昶共同主编《猛进》周刊，与鲁迅之间曾经有过密切合作。1928年8月28　日，国民党五中全会通过废止大学院设立教育部的提案。同年10月19日，国民　政府国务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特任阎锡山为内政部部长、王正廷为外　交部部长、易培基为农矿部部长、孔祥熙为工商部部长、蒋梦麟为教育部部　长。鲁迅所说的“贤者何？易公培基也”，显然是出于当时的一种流言即小道消　息，从中折射出的却是教育界内部权力之争。

随着李石曾、吴稚晖、易培基一派与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一派人的权力　之争步步升级，教育部部长蒋梦麟于1930年11月28日被迫辞职，李石曾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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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学两界人和事

却没有合适的人选接任教育部部长，不得不由行政院长蒋介石亲自兼任。鲁　迅不用上班就可以拿到300元干薪的特约撰述员的职位，很快便遭到裁撤。

关于当时的情况，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布雷以见证人的身份介绍说：　1930年11月，“接行政院秘书长电嘱，即赴京一行，余不明其故，即夜附车往，　既至则知蒋公自兼教育部长，而欲调余人教部相助也。教部之改组，由于李　（石曾〉、蔡（孑民〉两系之龃龉，石曾先生方面常视蒋梦麟为蔡所提挈之人（不　但对蔡不满，且对于《现代评论》派之人物亦不满，而谥之曰吉祥系〉。然石曾　先生所汲引之人，如易培基（劳动大学〉、褚民谊（中法大学工学院〉、郑毓秀　（上海法政学院）及萧蘧（中法大学〕、谭熙鸿等在平、沪办学成绩不佳，且常蔑　视教部法令，教部屡欲裁抑之，石曾先生以为难堪，主去蒋梦麟甚力。吴稚老　于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于李。”⑧

据易培基的老同学和老同事吴景洲（瀛）在《故宫盗宝案真相》一书中介　绍，易培基在最辉煌鼎盛时兼任了三个实职，即农矿部部长、劳动大学校长、　故宫博物院院长，只可惜好景不长，“劳动大学交给熊梦飞在办，成绩不佳而　去职；农矿部为孔庸之（祥熙〉吞并变为实业部。他有信告诉我：故宫博物院将　为他的终生事业，不久将来平。”⑨

1933年1月30日，鲁迅在以周动轩署名的《学生和玉佛》中，虽然没有公　开点出易培基的名字，实际上已经把易培基当作“骂”的对象了：

一月二十八日《申报》号外栽二十七曰北平专电曰：“故宫古物即起运，北　宁平汉两路已奉令备车，团城白玉佛亦将南运。”

二十九日号外又载二十八日中央社电传教育部电平各大学，略曰：“据各　报载榆关告紧之际，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均经调查确实。　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分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学校当局迄无呈报，迹　近宽纵，亦属非是。仰该校等迅将学生逃考及提前放假情形，详报核办，并将　下学期上课日期，并报为要。”

三十日，“堕落文人”周动轩先生见之，有诗叹曰：

鲁迅与易培基的合作与交往｜　103

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　头儿夸大口，面子靠中坚。　惊扰讵云妄？奔逃只自怜：　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⑩

1933年1月31日，鲁迅以何家干的署名写作《崇实》一文，继《学生和玉　佛》之后进一步发挥道：“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和不准大学生逃难，发令的有　道理，批评的也有道理，不过这都是些字面，并不是精髓。……说一句老实话，　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　随时卖出铜钱来。大学生虽然是‘中坚分子’，然而没有市价，假使欧美的市场　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会装了箱子，用专车和古物一同运出北平，在　租界上外国银行的保险柜子里藏起来的。”

1932年就开始准备的古物南迁，是在易培基的主持下进行的，吴景洲曾经　劝告说：“古物一出神武门，责任即重，问题多，闲话也多。我们最好不做此事！　”　易培基的答复是：“大敌当前，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都不应该考虑这些问　题，推卸责任！”由此可知，鲁迅采用化名批评“故宫古物”的迁移，其实就是在批　评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曹聚仁的“鲁迅从来没有骂过易培基”的说　法，应该改写为“鲁迅从来没有用自己的真实姓名点名骂过易培基”才算准确。

故宫文物运抵上海后不久，在权力斗争中与李石曾、吴稚晖、易培基等人　结下私仇公怨的汪精卫、张继等人，通过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公幵发难，　控告易培基、李玄伯、吴景洲、萧蘧等人盗取故宫文物，致使易培基于1933年　10月15日主动辞职。1933年12月30日，易培基受到通缉，只好躲避到天津　和上海的租界区度过余生。1937年9月22日，易培基去世，终年57岁。

关于易培基的为人，早年与他同在湖北方言学堂读书、后来又一直在故　宫博物院共事并且一起被牵扯进故宫盗宝案的吴景洲（瀛〉，在《故宫盗宝案　真相》中写道：“他是我的总角之交，是一个最不世故的人。他自己说是乡下人　做大官，这话倒也十得八九，所以不讨人喜欢。”？

104　I氏闽嘴喪

I　一政学两界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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