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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第1页）

对于胡适的上述观点，邵建在《瞧，这人一一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　〔1891—1927〕》一书中解释说：胡适的意思，不是等组织完备、锻炼已成再推行　民治，而是只有民治才能够教会民众如何实行民治，此所谓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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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学两界人和事

二、国民党的会党性质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手下的粤军包围了越秀山下孙中山的总统　府。作为报复，避往永丰舰的孙中山下令向广州城内开炮。次日，孙中山方面　再行乱炮轰击广州城区。两次开炮，导致一百多名平民死亡。粤难发生，举国　惊动。6月25日，《努力》周刊第八期出版，胡适在“这一周”中写道：“本周最大　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与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　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　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

陈炯明是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及辛亥革命的老资格的革命党人，护法战争期　间，他驱逐驻扎广东的云南、广西军阀，欢迎孙中山由沪返粤再建军政府。孙、陈　分裂，国民党内部指责陈炯明“犯上”、“叛逆”。胡适在《努力》周刊第十二期的　“这一周”中，批评了这种“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　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　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为什　么？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至于叛逆，　究竟怎样的行为是革命？怎样的行为是叛逆？蔡锷推倒袁世凯，是不是叛逆？吴　佩孚推倒段祺瑞，是不是叛逆？吴佩孚赶走徐世昌，是不是叛逆？　”

面对国民党方面的激烈反对，胡适在《努力》周刊第十六期的“这一周”中　进一步批评说：“同盟会是一种秘密结社，国民党是一种公开的政党，中华革　命党和新国民党都是政党而带着秘密结社的办法的。”

按照邵建的解释，胡适的目光很敏锐，他几乎道出了国民党作为一个现　代政党的非现代性。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是江湖会盟，当它改名国民党后，在宋　教仁的整顿下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但是，随着宋教仁不幸遇刺和“二次革命”彻　底失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在东京重新成立了“中华革命党”。这又是一个带有　江湖性质的秘密会党，孙中山要求每一个入会者都要按指纹、宣誓，以示效忠，

历史劲流中的胡适之｜　185

以至于黄兴等人认为有辱人格而拒绝加人。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　命党”重新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以前的同盟会员、国民党员、中华革命党员都　必须重新登记方才承认其为党员。入党仪式依然是在誓词上按指纹并到党部宣　誓，同时缴纳十元党费。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积极参与过当地的政治活动，他对　美国的柔性政党印象深刻。比如党章比较模糊，党纪松散，出人自由，没有任何　仪式，党领导也不知道该党的确实人数。因为现代政党本来就是以理念为聚合，　以选举为任务。大家理念相同便走到一起，想法变了，便自动离去。因此，一个美　国公民，今天赞成民主党的主张，大选中给民主党投了票，他就是民主党。假如　下次他把票给了共和党；他又是共和党人了。从民主党到共和党，是任何一个人　很自然的选择，压根就谈不上什么“背叛”、“悖主”和“犯上”。“在一个公开的政　党里，党员为政见上的结合，合则留，不合则散；本是常事。”

邵建所说的“柔性政党”，其实是现代欧美国家阳光参政的议会政党。同　盟会由打天下、抢天下、救天下、坐天下、治天下的传统秘密会党，向阳光参　政、公平竞争的现代议会政党国民党的初步转型，是在宋教仁的主持下初步　完成的。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华民国参议院及众议院还比较幼稚，总体上还是　由这样的议会政党组成的，其中包括由宋教仁负责组织的国民党。关于这一　点，宋教仁在1913年2月1日《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演说辞》中介绍说：“以前，　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　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　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　斗。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队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　的。中华民国政权属于人民。”

三、以人为本的制度选择

1923年，亚东图书馆约请胡适、陈独秀分别为《科学与人生观》写序言，并　且录人了两个人相互辩论的来往书信。陈独秀在回信中写道：“常有人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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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学两界人和事

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　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　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要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

章行严就是一直反对白话文的章士钊。针对陈独秀的说法，胡适提出了　严正劝诫：“独秀这番议论是站在他的经济史观立场说的，……治历史的人应　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而不应该走偷懒的路，妄　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的历史事实。”

事实上，早在《新青年》时代，同样的劝诫已经发生过。　1916年2月15日，《青年杂志》1卷6号发表陈独秀的刊头文章《吾人最后　之觉悟》，其中用“伦理的觉悟”的“最后之因”，压倒否定了章士钊在《甲寅》　杂志一再强调的“惟一的觉悟”即“政治根本之精神”：“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　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　最后觉悟。”

到了　1918年4月，《新青年》4卷4号以《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为标题，刊登　钱玄同写给陈独秀的信以及陈独秀、胡适的“附识”。钱玄同在来信中接续的　恰恰是陈独秀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及其“根本解决”：“先生前此著论，力　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以为倘不从伦理问题根本上解决，那就这块共和招牌　一定挂不长久。（约述尊著大意恕不列举原文）玄同对于先生这个主张，认为　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然因此又想到一事：则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　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欲使中　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　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针对钱玄同的极端言论，胡适于1918年5月2　9日以私人信件规劝说：“中　国文字问题，我本不配开口，但我仔细想来，总觉得这件事不是简单的事，须　有十二分的耐性，十二分细心，方才可望稍稍找得出一个头绪出来。若此时　想‘抄近路’，无论那条‘近路’是世界语，还是英文，不但断断办不到，还恐怕　挑起许多无谓之纷争，反把这问题的真相弄糊涂了。……我的意思以为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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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能像老兄这样关心这个问题的，实在不多；这些学者在今日但该做一点　耐性的工夫，研究出一些‘补救’的改良方法；不该存一个偷懒的心，^我　老实说这种主张是偷懒的主张！　^要想寻一条‘近路’。老兄以为这话有一　分道理吗？　”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继续批评想寻找“最后之因”的“根本解决”的“偷懒的主张”：“我们不去研究人　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　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得意洋洋地夸口道，‘我们所　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　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主义’的最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　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　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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