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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公司所在地区差不多是硅谷的“贫民区”

，我于是借光儿找了一处便宜公寓，一室一厅每月九百八。

您说九百八还不算贵？再加点儿就够两张北京旧金山的往返机票了。

可2000年那会儿，随便一套一室一厅的公寓就一千二三，而且有钱还不一定能立刻住进去。

所以像我这样仅仅花了一天功夫就找到一千块以下的一室一厅，而且离公司开车五分钟，运气真算是不错了。

我住的公寓在一栋临街的两层小楼里。

这座楼离远了看有点儿像北京建筑工地的工棚，不过里面条件肯定比工棚强。

地毯有点儿旧，但算得上干净，也没什么怪味儿；厨房的炉具都是新换的，卫生间也挺整洁，墙上钉着一块大玻璃镜子，虽然人照着有点儿变形儿，可镜子顶上装着射灯，光线还挺柔和。

卧室和客厅虽然有点儿嫌小，不过凉台的拉门和窗户都特宽大，一色的蓝天鹅绒窗帘儿，窗外有棵巨大的棕榈树，好像一把特大号的遮阳伞，大中午的一点儿阳光都透不进来，不过到了晚上，倒是能让马路对面的霓虹灯光钻进来一些，斑斑驳驳地洒在房顶，也算别有意境。

我的街坊都是贫穷而快乐的墨西哥人。

最典型的就属“房东”

一家，一对儿黑黑胖胖的夫妇，养着五个孩子。

每天房门大开，屋里叮叮咚咚放着快乐的墨西哥民歌，女主人有时还亮开嗓子跟着唱两句。

这对夫妇虽被房客们称为“房东”

，其实也只不过是被房产公司请来管理房子的人，帮着处理租房的事宜，再做做维修保养，自家的房费就得以免除。

平时丈夫出去做些零活儿，老婆则在傍晚到超市去打工，一个月千把块的零花钱，不愁吃喝也不打算给孩子们攒学费——根本没指望他们以后能上大学，所以每天欢歌笑语的也很是快乐。

在他们眼里，我是实实在在的有钱人——这年头儿，硅谷里哪个做工程师的是穷人？黑壮的男主人就曾经问过我，干嘛不买辆新车？我耸耸肩说没钱，他大笑，拍着自己胸脯说没钱的在这里！

然后探着头侧目：你在电脑公司上班？也该是百万富翁吧？这回就轮到我大笑。

我说我要是百万富翁还住您这儿啊？他也摸着后脑勺儿傻笑着说：那是因为你刚开始做，过不了几年就成百万富翁了，以前来过好几个你这样的，不久就搬走了。

不过要想成为百万富翁，只靠我的工资，就算不吃不喝，也要攒个二三十年。

说到工资，犹太老板真是狡猾，上班第一天，把我拉进办公室，信誓旦旦地把屋门关严实了，先耐心地给我讲了N个小公司股票上市，连女秘书都一夜住进超级豪宅的故事，然后呢，神秘兮兮地拿出一张纸来，在上面写了个公式，我一看就明白了——我的收入由两部分组成：五万五的年薪，加上面值一万元的股票。

老家伙笑眯眯地说：这是特殊的待遇，公司在没上市之前，对原始股的分配很慎重的，许多老资格的员工也未必能每年拿到一万股。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湾区有志工程师”

白立宏的样子——他在日本小馆儿里拼命摇着头说：连生物公司都跌了，我们这生物器械公司，还能在这时候上市啊？不行了不行不行不行……。

我笑了笑没说话。

是不是六万五已无所谓，原始股是不是废纸也无所谓。

只要工资足够我交房租吃饱饭，然后每月再给爹妈寄两百美元就成。

我现在是孤家寡人，没负担没拖累没野心，多少钱工资也没啥所谓。

好在我爹妈野心也不大。

我告诉他们我已光荣走上工作岗位，一年工资合四十多万人民币，他们也就心满意足，把失去了一个博士儿子的损失忘到脑后了。

当然公司的其他员工还是蛮把股票当回事的，尤其是我的部门经理——一个圆脑袋圆眼睛鹰钩鼻子，长得巨像夜猫子的印度人——总拿股票来激励我们的斗志，简直把我们当成追着胡萝卜跑路的驴了。

还有公司前台的胖菲律宾女秘书，也一天到晚把股市行情当天气预报报导。

白立宏最看不起她，说她能有几股啊，她若靠股票发财了，我们全都成了亿万富翁了。

其实白立宏也是为着股票才到这家公司来的，只不过他比较务实，也比较悲观，最近的行情已经快让他绝望了。

也难怪他会绝望。

我上班不到一个星期，股市又震动了一下子，生物股更是一路狂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