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第2页）

第一个原则适用于文化、制度、物质生活，第二个适用于人。

这么说还是不明白。

无数的史学同仁就因为弄不明白栽了跟头。

我有个最简明的说法，那就是说到生活，就是今天比过去好；说到老百姓，那就是现在比过去坏。

这样导出的结论总是对我们有利的；但我不明白“我们”

是谁。

我舅舅的事情是这样的：他生于1952年，长大了遇上了文化革命，到农村去插队，在那里得了心脏病。

从“导向”

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太过久远，故而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后来怀才不遇，作品发表不了。

这时候他有四十几岁，独自住在北京城里。

我记得他有一点钱，是跑东欧作买卖挣的，所以他就不出来工作。

春天里，每天下午他都去逛公园，这时候他穿了一件黄色灯芯绒的上衣，白色灯芯绒的裤子，头上留着长长的头发。

我不知道他常去哪个公园，根据他日记的记载，仿佛是西山八大处，或者是香山一类的地方，因为他说，那是个长了一些白皮松，而且糙木葱笼的地方。

我舅舅的裤子膝盖上老是鼓着大包，这是因为他不提裤子。

而这件事的原因又是他患过心脏病，假如束紧裤带就会喘不过气来。

因为这个原故，他看上去很邋遢。

假如别人知道他是个大作家，也就不会大惊小怪，问题就在于别人并不知道。

他就这样走在山上的林荫道上，并且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来，叼在嘴上。

这时候路上没有人，只有一位穿蓝色大褂的男人在扫地。

后者的视线好像盯在地上，其实不是的。

众所周知，那个公园的门口立着一块牌子，上书：山上一级防火区，禁止抽烟，违者罚款x元。

这个x是一变数，随时间增长。

我的一位卓越的同事考证过，它是按几何级数增长。

这种增长除了体现了上世纪对防火的重视，还给受罚者留下了讨价还价的余地。

那位穿蓝工作服的朋友看到我舅舅掏烟就心中窃喜，因为我舅舅不像会讨价还价的人，而且他交了罚款也不像会要收据。

我舅舅叼着烟，又掏出一个打火机。

这使扫地工的情绪激动到了极点。

但是他打了一下，没有打出火，就把火机放回口袋，把香烟放回烟盒，往山下走去，而那位扫地工则跟在他身后。

后者想道，他的火机可能出故障了，就想上前去借给他一盒火柴，让他点着香烟，然后把他捉住，罚他的钱；但是这样做稍嫌冒昧。

我舅舅在下山的路上又掏了好几次烟，但是都没打着火。

最后他就走出公园，坐上公共汽车，回家去了。

那位工友在公园门口顿了顿条帚，骂他是神经病，他也没有听到。

据我所知，我舅舅没有神经病。

他很想在山上抽烟，但是他的火机里既无火石，也没有丙烷气。

他有很多火机，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