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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也自在了。

再没什么不妥了。

我们笑、聊着天上地下、一个十一岁一个三十七岁，不能相信他们有那么多可聊。

他微微笑着，靠在沙发上听着他自己的思考。

时而会听见一两句“雷锋叔叔”

，“少年宫航模表演”

或“普通活普及”

。

他问我为什么戴这么破烂的红领巾，我说，我们都喜欢当老资格；像你一祥，老革命。

他又问我：常见你脖子下面夹着个扁葫芦琴，腆着肚子在上面锯呀锯的，那是十什么？

我知道他在逗我，他不可能不知道小提琴。

他就是要看我傻笑。

没有别人。

就我和他。

不知道。

那时候不是很多人有这份包厢待遇，我猜。

我们还谈到他的儿子。

他告诉我他儿子成了军队的养猪模范。

他从来不提他的女县长妻子。

还谈到了我的父亲。

太阳的光斑在他额头上缩小。

颜色深起来。

他的脸色也深起来。

晚饭是他叫服务员送进来的。

他微笑地看我把肉积攒在碗边，最后一口塞进嘴里。

他悠然而响亮地咀嚼着，唇齿显得那样刚劲。

我们已经像同龄人那样轻声问答。

从此的七年之后，我十八岁，老远的找到贺叔叔的瓜棚。

那是他出狱后的生活。

和一切以及他自己的背景都缺乏衔接。

我们继续那场开始在火车上的轻声问答。

我问，他偶然也问，主要是问我将来。

我是问他的曾经。

他的《紫槐》，他的母亲。

小时，故事中的主人公能否坐在你面前填掉你一个又一个疑团，是大事，他催促我睡去，他好办办公，看看文件、稿子。

九点多钟，他拉开门喝来一个服务员，让她打一盆热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