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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份不爱不是时时刻刻很清楚。

我不甘心不爱。

偶然地，我会刺激一种亲密的可能性。

常在他接受“我们不相爱”

这个现实时，我对他忽然爱恋起来。

这样：我们装订完了三十本书稿。

忘了告诉你，这是他的办公室，窗外有湖，湖上来的风带形状带棱角地打在玻璃上。

白天，他电脑搁置的角度使他眼睛的余光能纳入一点湖色；或者说，湖色太亮时，便会入侵他的眼睛。

写字台很大，拐个弯，是系主任该有的那种凌驾之势。

它的对面有两个沙发，给来谈自己各种麻烦的系里的教授坐的。

还有我这类助教。

茶几上放了一块干了的三明治，给两排牙齿轧成一个凹形，如同牙医拓下的牙齿模型。

清扫工推着车，一层楼一层楼地逼近。

舒茨拿出酒来。

我说：真惊讶，你还有酒！

舒茨天真地笑了，说学校只是处处贴“不许抽烟”

的警语。

他说不仅准备了酒，他还去理了个发。

我欠起身，去跟他碰一下杯子。

祝我们的合作将有个成果。

他误认为我话里有话，眼睛中的灰色变得湛蓝。

我看着他年轻起来的脸，皱纹和白发都成了一种伪装。

他晃着酒杯，深红液体一圈圈上升，就要从杯沿出来了，他停住，鼻尖凑到杯子口上，深嗅一口。

一个有酒文化的人。

我喝了一口洒，感到自己还是凑兴的。

他说你以后会喝酒的。

不，不紧张。

可能有一点紧张，因为我急于知道事情在往哪里走。

他不能完全找到我的眼睛。

他谈起歌剧来，谈两个星期前看的那场《阿依达》。

一些乐句开始出现在他的话里。

他说起它在大都会首演时，露丝·班姆顿（注：美国著名歌剧女演员，五十年代第一位在《阿依达》中扮女主角）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