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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看着贺叔叔从小火车站走出来，颠动一下背上的被包。

走过那片治风沙的泡桐林子，很幼的树撑开肥大的嫩叶。

他拄着木棍站住了，往那片黄乎乎的农宅看去，感觉自己再次给投生到一模一样的天地之间。

他走进一个叫“大队党支部”

的地方，又从那个地方走出来。

最后走到一个邻倚于瓜田的小屋。

我叫它瓜棚。

其实贺叔叔的工作不是看瓜，是在看瓜人手下打杂。

瓜棚的小窗糊着纸，小火车站偶尔过火车，窗纸沙沙响。

小火车站日夜有五六趟火车往来，只有两趟在站上停一分钟。

一个干瘪的大爷往洞开的车窗里递西瓜，瓜瓤龟裂，纤维像絮一样。

没等车上的人付给他瓜钱，车已开出了站台。

大叔给牵着跑了一截，看见煤渣子站台上走来的我。

我在一分钟的小站上找东南西北。

小站在我回家的路途上，我是顺道来看我叔叔的。

我这样对领我往瓜田走的大爷说。

我们碰见的每个人都知道“反党老贺”

。

他们不知道其余，知道“反党老贺”

享过福，坐过卧车。

贺叔叔给叫出来。

天色在瓜棚里早黑尽了。

他勾头钻出棚门，身上残存着那个钻的动作，就那样看着我。

太阳在沉淀中形成紫灰的烟。

他想不出站在五步外的少女是谁。

不记得认识一个十八岁的少女，黑皮肤，挽起的裤脚露出细长的小腿。

他只记得一个十一岁的女孩，穿白泡泡纱露臂的裙子，连同一只藤箱子一块交到他手里。

女孩落到他手里，整整一夜。

而十八岁的少女，他不记得他认识。

从那样的十一岁该长成完全不同的于十八岁：洁白的，为一切人一切事感到一丝儿羞耻。

记得很清楚。

但我的记忆末必可靠。

贺叔叔说：这是谁呀？他声音里已有笑声了。

我说：是我。

我又说：“大爷谢谢啦，我和我叔叔见着啦。

贺叔叔看我，多么轻易地同老农人打交道，把他哄来，把他哄走。

小时的一点点厌世，为着其他人和自已感到的那一点点羞耻，早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