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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谁比你写的多？

他自顾自离开那个棋摊子。

装束同街上任何一个老头都差不多了。

曾经那些标新立异，别出心裁全没了。

那种飘洒和愤怒，都没了。

头发也不卷了，因为没有多少头发可卷。

处处可见他在我继母手下的服帖。

在贺叔叔和世俗以及主流社会的主宰下，他渐渐有了一个渴望：他要做一个正常的人。

他再不要惹是生非，背叛成性；他只要安安生生做个正常的人，其次，有个正当职业，叫作家。

他心平气和地对追上他的我说：老贺的心他领了。

因此他更得帮他把这部小说写完。

我按捺住自己的勃然大怒。

嗓音如今天在美国学生面前讲中国当代文学那样无关痛痒。

我说：爸爸，你们还没完？

他听不见我，说他自己的：老贺他一直很讲义气。

不过呢，我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作家？人家问起来，我写了几十年在写什么我拿什么去对答？我把老贺这本书修改完就好好写自己的作品。

还有几年，还写得动。

他倒是对替人作嫁，一笔勾销的几十年潇洒慷慨。

他鼓舞我地笑笑：等我写出一部好东西，再参加作家代表团。

我在你出生前就有一部好作品要写，大作品！

你不信？信？

我笑笑。

大作品。

他站下来，等他自己的呼吸跟上。

他穿着不伦不类的白旅游鞋，无风格但很新的灰外套，两只脚还是歪着，忍受着过去和未来。

忍受那一点儿没办法的无耻。

书？出版了。

像百货店出来一批雨伞，粮店出来一批挂面，正常，谁也不大惊小怪。

挂面很陈了，雨伞也过了时令。

那类小说人们一看就说：又来了，不就是文革中挨斗坐牢妻离子散？

没有。

他中风了。

贺叔叔从哪点看都不像个突然倒下中风的人。

只摔了一跤。

在书出版的两个月以后。

我很长很长时间没见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