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第2页）

同时，端纳成了新政府里的座上客，在所有高官当中，财务总长周自齐是端纳最喜欢的一个。

1915年1月下旬的一天，上海黄浦江畔的一座高层建筑里，端纳正在忙着将《远东评论》稿件付印，突然他接到财务总长周自齐的急电:&ldo;即回，事关同盟国，情况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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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纳的心中有种莫名的兴奋，他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匆匆赶往火车站。

当发自上海的夜间快车隆隆驶进北京站时，端纳也在随后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惊心动魄的四个月中进入了角色。

自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开始，日本对中国的扩张、掠夺、侵略，几乎成了几十年来所有在中国的西方记者们不可回避的报道主题。

第一个向世界报道日本在中国所犯暴行的，是1894年甲午海战期间来到中国的纽约《世界报》的特派记者克里尔曼（该报社的老板普利策后来因设立&ldo;普利策奖&rdo;而闻名）。

11月24日，克里尔曼从旅顺发回一篇目击报道，题为&ldo;倭寇残杀记&rdo;。

文中描述了日军杀害中国平民的细节:

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大肆屠戮。

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杀三人。

有一人手抱一无衣服之婴孩，其人急走，将孩跌落。

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二人被枪弹打倒。

其第三人即孩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执枪尾之刀者即时擒住其背。

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救止。

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

克里尔曼是先行者。

来到中国的西方记者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日本的一举一动。

他们中的不少人虽然代表着各自国家的利益，很大程度上是从维护西方列强们在中国的利益来选择报道的。

但是，他们中也有这样的人，当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目击历史事实时，当他们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捕捉新闻线索时，当他们怀着良知报道事实真相时，就有可能因不满于日本对中国日益膨胀的野心而摆脱历史的局限，发出同情和倾向于中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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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纳乘坐的火车在第二天晚上抵达北京。

出了北京站，穿过拥挤的人群，端纳坐上了人力车，直驶美国公使馆。

街道两边的店铺已纷纷关上了店门，繁忙喧闹的一天结束了。

车子驶过，在他们的身后传来了麻将哗哗啦啦的声响，偶尔还有几声婴儿的啼哭。

街道上过往的男男女女都裹着厚厚的棉衣，载着端纳的人力车夫飞快地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