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第1页）

在18日《泰晤士报》发表莫里森的电讯两天后，20日，使馆区被团团围住，这里与外界的联系彻底被切断。

被困的有外交官、卫队以及上千名中国教民。

他们中间有两位记者，一个是美国记者克里尔曼，另一个便是莫里森。

莫里森仍在想办法把消息送到天津。

7月6日，莫里森在一张很薄的、只有五英寸大小的纸片两面写了一篇电讯稿，纸用油泡了泡可以防水，然后，把它藏在一个装有稀粥的碗里，交给一个年轻的中国教民。

这个教民从墙上翻过去，假装成一个乞丐，试图混出包围圈。

但他最终未能成功，天亮时又退了回来。

莫里森取回了纸条，把它贴在自己的日记本上保存了下来。

这样，才使后来的史学家有机会见到它。

尽管莫里森被公认具有冷静的性格，但后来莫里森的研究者注意到，在写这张小纸条时，他还是流露出了紧张。

开头一句，他写道：&ldo;自1月20日被中国军队包围以来……&rdo;他明显写错了围攻开始的日子。

4

北京的记者没有了音讯。

为西方媒体提供消息的任务落在了驻上海的特约记者身上。

1900年7月16日，英国的《每日邮报》发表了驻上海特约记者的电讯，声称北京的外国使馆已经被攻占，所有欧洲人全军覆没，这个消息在欧洲顿时引起强烈反响。

这个特约记者如同一个小说家，把现场描写得活灵活现，极为煽情。

他写道：

欧洲人面对势不可挡的嗜血成性的疯狂的野蛮人群，沉着勇敢地战斗到底，在弹药尚足之时，他们冒着中国人的枪炮火力，一次又一次打退了他们的进攻，当他们最后一梭子弹打出去之后，他们的最后时刻也便来到了。

但他们都视死如归。

他们坚守在残破不堪的阵地上继续抵挡中国人的冲击，直到在数量上完全被敌人压垮，最终牺牲在阵地上。

他们死得其所，没有给我们丢脸，他们为那些将在他们的尸首上被杀戮的、毫无自卫之力的妇女儿童战斗到最后一刻……至于夫人们，不消说，她们在这可怕的时刻是无愧于她们的丈夫的，她们以高尚的情操忍受了长时间、残酷的痛苦，都尽节而亡。

第二天，1900年7月17日的《泰晤士报》转发了这条消息，并特地配发了社论。

过去，莫里森的名字在《泰晤士报》上从未出现过，他采写的消息都是以&ldo;特派记者&rdo;的名义发表的。

而这天，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并成了《泰晤士报》为之哀悼和颂扬的&ldo;我们尽职的特派记者&rdo;：

在牺牲于清朝京城的人当中有一位应得到我们特别的敬意，他就是我们的驻北京记者乔治&iddot;欧内斯特&iddot;莫里森医生。

在他的充满惊险经历的三十八年生活中，莫里森医生多次死里逃生，每当紧急时刻，他总是有无尽的智谋。

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放弃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