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第2页)
马尔罗并不是以纪实的手法来写这次历史事件,这就难怪小说中有的细节被当事人否认。
如他在小说中写到被捕的革命者被投入机车炉膛里去处死,但当时任淞沪卫戍司令的白崇禧,就对《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作者表示,这种描写根本是不确切的。
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的出版者,在序言中虽然承认马尔罗的这部小说有很大的文学价值,但认为这是典型的&ldo;欧洲中心论&rdo;性质的作品,并指出:&ldo;《人类的命运》主要是写外国人在中国,甚至是只限于通商口岸的中国的故事,更加应当指出的是,年份和日期毫不可靠。
无论怎么说,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绝不会依仗《双城记》或《在渴望中的神明》来寻找自己对法国革命的看法。
&rdo;
但是,《人类的命运》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仍有它的价值。
马尔罗借那些激烈、残酷、血淋淋的场面作为背景,把可能看到的场面和听来的故事,与想像和虚构结合起来,生动描绘了这场大革命的演变过程,以此来揭示革命、暴力等方式对人类命运的影响。
也就是说,他的重点在于个人面对突发事件的反应,以及人类命运的悲剧。
我们不妨把这个外国作家的小说,看做是对历史现场的另一种反映。
1927年第13节宴会在喧嚣中进行(1)
1
历史总是留下许多让人费解的环节。
1927年的大革命也不例外。
上海街头的革命,一夜之间被阉割,淹没在血泊中。
不过,在远离上海千里之外的武汉,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组成的革命政府,仍然高扬着旗帜,仍被世人看做中国大革命的&ldo;首都&rdo;。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一方面武汉革命政府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由斯大林派遣的政治顾问鲍罗廷,仍被看做这个革命中心真正的核心人物,在背后策划和指挥着一切;但另一方面,在南京蒋介石的阵营这边,来自苏联的军事顾问们,并没有因为上海及江浙一带发生的事变而拂袖而去。
相反,即便在&ldo;四一二&rdo;过后的那些日子里,他们还颇为积极地活跃在南京大本营,所谓武汉和南京发生冲突的&ldo;宁汉对峙&rdo;,严峻的政治局面和恐怖现实,并没有在他们的生活中激起浪花,他们竟然还如同北伐初期一样,恪尽职守,继续扮演军事顾问的角色。
是因为职业军人的习惯,不参与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但对来自以输出革命为职责的苏联的红军将领来说,这一点似乎不可思议。
惟一可以解释的是:他们尚未接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应变指示。
在发生突变的中国局势尚未明朗之前,克里姆林宫的领袖们,大概还没有最后决定是继续容忍蒋介石,还是与之决裂,全力以赴支持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
的确,&ldo;四一二&rdo;肯定给了斯大林一个措手不及。
撰写《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的美国记者伊罗生,三十年代来到中国参与中国革命,随后他遍访各地,终于找到了斯大林当年的一个演讲的片断。
1927年4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里,为回应托洛茨基对其支持蒋介石的中国政策的批评,斯大林在三千名党的干部大会上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