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哪一种大众（第1页）

说到“大众”

，很容易把它抽象化。

其实，再大之众也没有自我神化和逃避解析的特权。

小农经济的大众，与游牧经济的大众，显然有些不同。

西方基督教文明圈内的大众，与伊斯兰地区的原教旨主义大众，也不是一回事。

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相联系，所谓大众可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品质以及性能。

单是着眼于人口统计中的数据大小，并不能给大众赋予多少意义。

即便这种统计真实可信，对于相关讨论来说也远远不够。

在工业消费社会形成以前，与大众相区别甚至相对立的小众，是指贵族。

人们做出这种区分，使用的是经济尺度，是阶级分析方法。

这与后来人们转用文化尺度，把人群划分为“大众”

与“精英”

两个类别，大为异趣。

精英与贵族当然不能互等。

但是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里，多数文化精英出身于贵族阶层，使这两个概念又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被后人经常混用。

在文化的民主体制实现以前，贵族不仅控制着社会的主要财富，也主宰了学术、教育、宗教、戏剧以及绘画，成为文化积累和传承的主要承担者——包括用科举考场或者贵族沙龙，吸纳贵族圈以外的各种人才和成果，将其纳入主流体制。

文化的腐灭也好，新生也好，多是有钱人的事。

当然，贵族一旦精英起来，常常把批判锋芒指向贵族以及贵族制度本身，显示出贵族的自我解体和自我否定方向。

尤其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后，他们的批判性、平民意识以及人道主义理想，确立了“精英”

的应有之义，成为精英们的文化标志。

看一看托尔斯泰的传记、勃勒东的博物馆，还有泰戈尔的故居，便可以使往日精英们的形象渐渐清晰。

那是一种根植于锦衣玉食、深宅大院里的道德自省的精神反叛，是贵族逆子们的浴火新生。

对于这一些不安的灵魂来说，大众是他们自救的导向和目标，并且在他们的深切的同情和热切的向往中，闪耀出神圣的光芒。

“劳工神圣”

、“大众化”

、“到民间去”

等等观念，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知识界潮流，并且长远地影响了后来的历史。

他们或是把自己的土地分给穷人（托尔斯泰等），或者试着描写车夫、奶妈、佃农一类颇为生疏的形象（鲁迅等）。

当革命的大潮汹涌而来，更多的知识精英直接投入到大众行列，亲身参加土地改革、战争、建设等历史实践，在那里胼手胝足摸爬滚打，“改造世界观”

，力图洗掉自己身上“原罪”

般的贵族烙印，诀别自己以前既不会做工也不会种田的腐败生活方式。

以至到了后来的“文革”

，无论有多少极端政策让知识分子暗暗生疑，但单是“与工农大众相结合”

这一条口号，就具有道德上的绝对优势，足以摧垮知识分子的全部心理抵抗，使他们乖乖就范。

在这里，运动当局对他们轻而易举的征服，不仅仅依靠权力，更重要的是利用了不公正历史的自我惩罚，利用了精英们的富贵门第以及由此而来的心理特征：对大众深怀愧疚并且或多或少的无知。

对于精英们而言，大众几乎一直是贫困的同义语，是悲惨命运的同义语。

光是这一条，就足以使大众获得神圣地位，并且成为精英们愧疚的理由。

但是，如果把这种历史情结带入现代的工业消费社会，事情就有些可疑和可笑了。

这个社会正在对财富和利益的分配格局给予重构，如果发展正常和顺利的话，如果国民福利制度成熟的话，穷人将变成小众。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两头小、中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