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第1页）

1932年3月，第二次发掘的物品全部整理完毕，发掘的结果证明，殷墟与城子崖两地的黑陶文化基本相同，这一文化范式，证明了梁思永天才式推断的正确。

--正是由于这次意义非凡的田野考古发掘，以鲜明亮丽的事实证据，打破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将仰韶与龙山两种文化混在一起，并轻率地得出&ldo;粗陶器要比着色陶器早&rdo;的错误结论，进而推动了殷墟发掘中&ldo;地层学&rdo;这一先进考古技术方法的运用，使当时与后世学者认识到必须将殷墟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原则，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树起了一座里程碑式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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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子崖遗址发掘结束后，梁思永又率队返回安阳。

在以后的几次发掘中，于殷墟西部的同乐寨发现了纯粹的黑陶文化遗址。

这个发现使梁思永更加坚信后冈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小屯）文化三叠层，按存在先后时间划分的科学依据。

这一发现，&ldo;证明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rdo;。

梁思永对后冈三叠层的划分，成功地构筑了中国古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框架，使中国考古学与古史研究产生了划时代的飞跃。

自此，干涸的历史长河重新翻起沧浪之水，并沿着时间的脉络由久远的过去向未来一路流淌荡漾开来。

梁思永也因这一划时代的伟大发现，奠定了其在近代中国考古学史上一代大师的地位--这一光辉成就，正应了其父梁启超当年的愿望，只是梁任公早已身赴黄泉，无法与之举杯同庆了。

1932年春，在李济主持的第六次殷墟发掘中，发现了商王朝宫殿基址，这一发现无疑较单纯的发现甲骨与甲骨文具有更大的科学考古价值和意义。

殷墟发掘的光芒（3）

从1932年秋到1934年春，由董作宾、郭宝钧、李光宇、刘燿、石璋如、李景聃、尹焕章为主力队员的考古学者，在殷墟进行了第七、八、九次连续性发掘，并把目光由小屯转移到后冈和洹河北岸的侯家庄南地、南台等处，发现了梦寐以求的王陵区，而商代王陵之所在，此前从未见诸记载。

1935年，梁思永（右）在安阳殷墟西北冈大墓发掘工地，接待前来参观的傅斯年（右）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中）1934年秋与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殷墟发掘，对已发现的王陵迹象紧追不舍，继续扩大战果。

此时，史语所考古组主力几乎全部调到&ldo;这一推进历史知识最前线的发掘行列&rdo;中来，发掘专业人员达到了整个殷墟发掘的鼎盛时期，除总指挥梁思永外，另有石璋如、刘燿、祁延霈、胡福林（厚宣）、尹焕章、李光宇、王湘、李景聃、高去寻（晓梅）、潘悫等考古组&ldo;十大金刚&rdo;（又号称&ldo;十兄弟&rdo;），另有临时工作人员与实习生马元材、夏鼐（作铭）、王建勋、董培宪、李春岩、孙文青，外加史语所元老级人物傅斯年、李济、董作宾。

当然，傅、李、董三人是作为视察的高级人员由南京来到安阳，穿梭于考古发掘现场，协助梁思永处理各种棘手问题与事务的。

其间，黄文弼等监察人员参加了第十二次发掘工作，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徐中舒、滕固、王献唐以及河南大学、清华大学的师生相继前往工地参观。

一时间，在几十平方公里的殷墟发掘工地上，大师云集，气势如虹。

胸有成竹的梁思永充分表现出一个战略家的宏大气魄，规划周密，指挥若定，每天用工达到550人以上，如果连研究人员和参观的学者计算在内，最多时达到近600人的数字。

据参加发掘的石璋如回忆：西北冈的发掘，有5个最多，即参加的工作人员最多;用工人最多;用钱最多;占地最多;收获最多。

其中&ldo;单就工资一项来说，每人每天工资四角，五天发一次，每人二元，五百人，五天便要发大洋一千元。

本次工作一百零二天，除了星期天、下雨天停工，实际的天数约八十五天，要发十七次工资，即一万七千元。

这个数字在现在听起来，简直不算回事，可是在当时听起来，真是骇人听闻。

一万七千元，那还了得!&rdo;

1936年6月13日殷墟第十三次发掘，yh127甲骨坑出土完整的甲骨灰土柱三次大规模的发掘，使湮没地下数千年的古老遗址得以大面积揭露，共发掘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1200多座小墓和鸟坑、兽坑、车马坑等祭祀坑，所发掘出来的商代大墓规模浩大，雄伟壮观，虽经盗掘，成千上万件丰富精美的铜器、玉器、骨器、石雕等出土文物令人瞠目，举世震惊。

1936年，继郭宝钧主持的第十三次发掘之后，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发掘，在寻求甲骨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