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第1页）

我养成了傲慢自大、目空一切的习惯，表现得对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都无动于衷和不困不惑。

我不参与任何事情。

我还记得，有位老师对此看得很清楚。

一次他与我谈起此事，我很傲慢地就把他打发掉了。

我也记得索菲。

在汉娜离开这座城市不久，索菲被诊断患有肺结核。

她在疗养院度过了三年的光阴，在我刚上大学时她回来了。

她感到孤独寂寞，在寻找与老朋友的联系，这样，我很容易就赢得了她的心。

我们一起睡过觉之后，她发现我的心不在她那儿，她含着眼泪说：&ot;你怎么了，你出了什么事？&39;我还记得，我的祖父去世前，在我最后一次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要给我祝福，我都解释说我不信这个，它对我毫无价值。

当时，我对自己的这种行为还感到沾沾自喜，现在想起来简直木可思议。

我也记得，一个小小的示爱的手势，不管这手势是针对我的还是对别人的，都会让我激动得喉咙咬住。

有时候，电影里面的一个情节就足以使我如此激动。

我既麻木不仁又多愁善感，这甚至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

第02节

我又见到汉娜是在法庭上。

那不是第一次对集中营罪犯的开庭审判，也不是规模很大的一次。

有位教授就这次审判开了一门课，他希望借助学生们的帮助对整个审判过程进行追踪并对此加以分析。

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对纳粹历史及有关的审判程序进行研究的人士之一。

我已记不得了他要考查、证明或者驳斥什么。

我记得在课堂上我们就禁止追加惩罚进行过讨论。

根据他们犯罪时就业已存在的刑法的有关条款来审判那些集中营看守和刽子手就足够了吗？或者视其犯罪之时人们如何理解运用这些刑法条款，并要看这些条款是否也涉及到他们？什么是法？是法律条文的规定还是在社会上真正被实施和遵守的东西？或者，法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必须加以实施和遵守的东西，不管它们是否已被写进法律条文？那位教授是一位流亡国外后归来的老先生，但在德国法学界仍是一位局外人。

他以他的渊博学识，但同时又保持一定距离地参加了关于一些问题的讨论，不过，那些问题都是些不能靠学问解决的问题。

&ot;仔细观察一下那些被告人，您将找不出任何一个真的认为他当时可以杀人的人。

&ot;

我们上的那门课在冬季学期开始，法庭的审判在年初，审判持续了很长时间。

从星期一到星期四法庭开庭审判。

教授每天都指派了一组学生做文字记录。

星期五大家坐下来讨论，把一周来的审判情况清理出来。

清理！

清理过去！

我们参加这门课的学生把自己看做是清理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