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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到了　1925年，已经分道扬镳的国民党元老臭稚晖，在《章士钊一陈独秀一　梁启超》一文中回忆说：“今日章先生视《甲寅》为彼唯一产物。然别人把人物　与甲寅联想，章行严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陈独秀。见独秀两个名　词，尚以为是个绝世美男子。后我在《新青年》发起时晤到，正如韩退之所状苍　苍者动摇者的形貌，令我叫奇。唯时黎元洪由副总统升任大总统时代的内阁，　即定于上海霞飞路章先生的宅内。陈先生就像演赤壁之战，章先生充做诸葛　亮，他充作鲁肃。客到之先，客散之后，只有他徘徊屏际。”⑤

陈独秀自1914年赴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期间，高君曼及两个　孩子留在上海，由汪孟邹代为照顾。1915年6月，陈独秀和易白沙结伴回到上　海，与妻子儿女同住在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谊里21号。汪孟邹在《梦舟日　记》中记录了陈独秀当年的行踪：

6月20日：“晚间为志孟、白沙洗尘。”

6月22日：“下午赴叔潜等通俗图书局开会之约，回家已六钟有零。”　6月23日：“上午十一钟到子寿宅，会议三家合办之事。终以分别筹款为　主。回家已五钟。”

7月4日：“在子寿处晚饭后，往志孟宅上谈事，将十二钟方返。”　7月5日：“子寿来，告以《青年》事已定夺云云。”⑥

“志孟”就是陈独秀。汪叔潜是通俗图书局的老板和安徽籍国会议员。上　海群益书社的老板陈子沛、陈子寿兄弟是章士钊的湖南同乡。“三家合办之　事”指的是拟议中的由三方联合从事文化出版事业。

汪原放的父亲汪希颜，是章士钊1902年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读书时的校　友，陈独秀是到南京拜访汪希颜时认识章士钊的。汪希颜于1902年夏天病逝　于南京，章士钊、陈独秀与他的弟弟汪孟邹成为终生不渝的好朋友。汪孟邹之　所以在章士钊与陈独秀之间做出厚此薄彼的抉择，正是基于《甲寅》杂志“一　时中外风行”的“金字招牌”。他的一个“竟”字，既透露出利用湖南人章士钊及

108　I氏闽嘴喪

I　一政学两界人和事

其《甲寅》杂志拓展业务的生意经；同时也反衬出湖南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　借助陈独秀另创品牌的过人胆识。

1915年9月15日，在章士钊撇开《甲寅》杂志奔走于国家大事的情况下，陈　独秀联合群益书社适时推出了自立门户的舆论阵地《青年杂志》。

二、《青年杂志》与《甲寅》杂志

章士钊在《甲寅》杂志的《本志宣告》中，明确提出“吾人”今后“惟一的觉　悟”是“政治的觉悟”，强调要用“条陈时弊，朴实说理”的办法批评时政，阐发　“政治根本之精神”。《青年杂志》以“本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社告》，为了尽　可能地吸引读者和作者，表现出的却是锋芒内敛和平易近人的低姿态：“国势　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　以修身治国之道。……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　年志趣者，竭力阐述。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

只拥有200元编辑费的陈独秀，在《投稿章程》中开出的是当时较高档次　的稿酬标准：“来稿无论或撰或译，皆所欢迎。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自二　元至五元。”按照张宝明《从知识经济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启蒙情怀的生成》　的说法，《新青年》的广告经营意识是一卷一个变化，甚至每号都有一个细小　的考量。第1卷的1号至6号一直保持着首“告、社告）尾“程〃（投稿章程〉的　格局。1号有《通信购书章程》，2号之后又有了除上海之外北京、新加坡等75　个“书局”、“书馆”、“学社”、“书庄”之类的“各埠代办处”。⑦

在没有树立起品牌形象之前，创办初期的《青年杂志》是甘心以《甲寅》杂　志的姊妹刊物的面貌出现的。《青年杂志》的“时评”、“政论”、“诗”、“译介”等　栏目，大都是从《甲寅》杂志直接复制过来的。《青年杂志》借以招徠读者的“通　信”，更是《甲寅》杂志的核心栏目。

《青年杂志》出版第1卷之后停刊6个月，1916年9月出版2卷1号时，正式定　名为《新青年》。随着袁世凯的倒台，北京政府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管制相对放

《新青年》杂志的“复活〃与终结｜　109

松，曾经被袁世凯明令通缉的章士钊，不仅恢复了国会议员的身份，而且摇身　一变成为政治明星。在这种背景之下，陈独秀在“通信”栏中通过真假难辨的　读者来信，一再宣传《甲寅》杂志与《新青年》之间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

在2卷1号“通信”栏中，刊登有以“贵阳爱读贵志之一青年”落款的读者来　信：“记者足下。近年来各种杂志。非全为政府之机关。即纯系党人之喉舌。皆　假名舆论以各遂其私。求其有益于吾辈青年者。盖不多觏。唯《甲寅》多输人政　法之常识。阐明正确之学理。青年辈受惠匪细。然近以国体问题，竟被查禁。而　一般爱读该志者之脑海中，殆为饷源中绝。（边远省份之人久未读该志矣。；）饥　饿特甚，良可惜也。今幸大志出版，而前之爱读《甲寅》者，忽有久旱甘霖之快　感。谓大志实代《甲寅》而作也。……闻足下有云‘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　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见第1卷第1号通信栏答王庸　工君文中。〉此言深合一般人之希望。祈坚持此意，一贯到底，则幸甚矣。”

在2卷2号“通信”栏中，署名王醒侬的读者表示说：“独秀先生大鉴。前于　《甲寅》四号中。获读大文甚佩。顷承友人赠以《青年杂志》一册。敬悉主撰者　为足下。言正理确。益世匪浅。……《甲寅》杂志说理精辟，其真直为当世独一　无偶。昔被查禁，今出版与否尚不可知，……独惜吾辈青年，失此慈母也。继续　之任，不得不望于大志负之。”

2卷5号“通信”栏中，陈独秀在写给吴又陵（吴虞〉的回信中，专门谈到自　己在《甲寅》杂志担任编辑的经历：“又陵足下，久于章行严、谢无量二君许，闻　知先生为蜀中名宿。《甲寅》所录大作，即是仆所选载，且妄加圈识；钦仰久矣。　兹获手教并大文，荣幸无似。《甲寅》拟续刊。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　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

2卷6号“通信”栏中，正在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读书的叶挺表示说：“记　者足下。空谷足音，遥聆若渴。明灯黑室，觉岸延丰。足下之孤诣，略见于《甲　寅》。渴慕綦岁。呜呼，国之不亡。端在吾人一念之觉悟耳。足下创行《青年杂　志》，首以提倡道德为旨。欲障此狂波。拯斯溺世。感甚感甚。”

在3卷3号“通信”栏中，另有“安徽省立第三中学校学生余元浚”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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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学两界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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