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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不美，心理上十倍的不美。

我也是一名观众。

常常是观众。

看歌舞，看演说，看人兑换毛主席像章。

飞机制造厂停工，有足够的铝去铸像章，越铸越大，大得可以做一面盾牌。

我现在看着贺叔叔仅剩的头发被人扯住，面容被扯成了一个陌生者、他忽然看见了观众中的十五岁少女。

是我。

他不知道这少女该不该来观看。

他还想对她笑一下，表示他并不和人们一般见识。

不那么大不了。

他没能做到，给我看到的是那满腹委屈满心屈辱。

他没看见我爸爸，右手深插在外套口袋里。

那只手捏着兜里掖藏的几页批判稿，像当年贺叔叔的手抚摸着找爸爸替他写的小说，横竖拔不出来。

不少作家都“造反”

了，花白头发，肚子微腆，臂上宾着红卫兵袖章他们爬上舞台，如京剧中老生那样抖抖的指头将贺一骑数落着。

许多崇拜贺一骑的读者们特地赶来，从远郊来的人自行车上蒙一层厚尘如出土文物。

崇拜者们聆听一个个默默无闻的作家念批判稿。

贺一骑也好，作家们也好，从此都卸了妆。

如此地当着大庭广众，在舞台仁隆重地一点一点地卸妆。

我爸爸和所有造了反的作家、美术家、音乐家站左一堆，也戴红袖章，却不好好地戴到位置_上，让它聋拉到袖管口。

我讲过我爸爸一向的装束：料子是祖母遗留的，设计是他自己的。

总是与他存在的时间、空间有一点差错。

已经不伦不类，再加一个位置不对的造反派红袖章。

他既不愿意放弃个性建树，印象的制造，又企图同化于集休。

我爸爸，看看他那副样子，面色苍白，神经质地眨着眼。

崇拜者们听懂了一件事；每个人控诉的内容，都包涵这个事实，贺一骑从来没在稿纸上连续扒过四十分钟。

除了《紫槐》，他从来没有动笔写过任何作品。

他们说，贺一骑，你奴役别人；你从一开始就相上了一个软弱而有天资的人；让他替你写了八十九万字！

我爸爸的脸突然红得可怕。

他出了人群，上了舞台。

右手还那样，深插在外套口袋里，像贺叔叔一样，捺在随时会响的武器上，我看着这张酒醉似的红脸。